“牛屎堆边识张祐”
——下塘河水千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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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以前，位于杭州城东北面的塘栖一带僻处下塘腹里，河网密布，陆路通行道路曲折，而水路又因河道宽窄不等，每遇枯水季节，有些河段难以行舟。
所以，在所见历代学人考证文章中，都认为南宋以前往来杭州的商旅、官舫均不走塘栖水道，而宁愿劳工费力，拔船越坝走上塘运河。究其原因，主要是古代塘栖所处的杭嘉湖地区是天目万山之水下泄肆流以及江潮海水形成的冲积平原，今天那些纵横交错的河网水道，溪河处处、湖漾星罗的水乡湿地，正是古代大自然的神工杰作，河流、湖泊、湿地，都是自古形成的天然地貌。那些地势低洼的原生态河港，河床宽窄不等，蜿蜒流淌的河道两岸没有堤塘遮护。河湖荡漾，野水肆流。岁月悠悠，天荒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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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杭嘉湖平原是中国古代的商品粮基地。从六朝开始便是历代皇家和军队用粮的主要来源地，统治者都要依靠运河漕运运送钱粮财赋，所以开发很早。
史载：春秋战国时（公元前3世纪），因长江——钱塘江之间地势低平，河湖密集，已经出现沟通江湖的运河。后经历代开凿、疏浚，形成了江南运河的雏形。江南运河（一称江南河、浙西运河）是后世京杭运河的南段。该河北起江苏镇江，绕太湖东岸至江苏苏州，又往西南至浙江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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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运河还要归功于隋炀帝，他于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下旨重新疏凿和拓宽长江以南运河古道，从而形成了今天的江南运河。江南运河的疏浚，是典型的人和自然的结合，是人类智慧创造的结晶。古人充分利用天然形成的自然水系，仅在一些节点上，在关键位置上，挖凿疏通河道，让一段段自然形成、互不沟通的河湖漾荡贯通一气，从而形成一张水道大网，成为了可供航运的运河水系。这也正是江南运河独一无二之处，它和北方完全由人工在平原上开凿的运河不一样，这些四通八达的水道河网成了江南独有的自然和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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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城东面的上塘河，又名上塘运河，它是杭州历史上第一条人工河，最早由秦始皇开凿，称作陵水道，俗称秦河·。当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南巡会稽，自丹阳经临平到钱塘，走的就是这条水路。
隋大业元年至六年(605—610)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时，又对它进行了拓宽和疏浚。初为江南运河南端，经柳浦通浙江。按：柳浦，在今杭州市凤凰山下，钱塘江滨。古为浙江南北交通要津。
到了唐代上塘河又称为夹塘河，由于与下塘运河水位落差有二米多，为解决上塘运河与下塘运河之间河水落差的水运问题，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在海宁州长安市修筑长安坝。开始时是以人力拉动船只翻坝，名曰“盘船”。后来又以畜力（牛）替代人力。把船只徐徐牵引上（过）来，移到上塘河或送入下塘河，从此以后，南北往来的行旅商贾、官舫漕船大都经由上塘运河往来杭州。
宋代此河又改称浙西运河，从杭州往东北走上塘，经临平、到长安，越坝入至崇德的运河。
据以以上史籍记载，在张士诚开凿新运河(塘栖至江涨桥段)前，上塘河一直是大运河进入杭州城的主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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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塘栖区域内，以京杭大运河为干流的多条运河是在古代自然形成的溪河基础上，经历代人民艰苦疏浚整治而形成的运河故道。但是，对于历史上，那条东西向流经塘栖的运河水道，元代张士诚以前究竟是否存在？今天的学人竟然多有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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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多部古籍志书的记载，可以证明东西向的运河不仅存在，而且与上塘河一样历史悠久。
首先，在古人的诗文中就有这段运河的记录。南宋诗僧释永颐《云泉诗集》有诗曰：“塘栖寺前溪水流，客帆往来旧杭州。津亭树老无人见，得见几回僧白头。”此诗可证明塘栖这条东西向的运河水道，在南宋以前即已是客人商旅往来杭州的重要水上通道。
江南运河从苏南进入浙江，分东、中、西三线。东线是古运河线，从江苏平望经嘉兴、乌镇、石门、崇福、塘栖、伍林头到杭州，其中崇福、塘栖至杭州这一段因地势低洼，史称“下塘河”。东线运河还有一条支线，从崇福分流经长安、许村、临平、半山、至杭城艮山门汇入运河。因此河位于下塘河的东南方，流域地势较高，史称“上塘河”；运河中线是从平望，经浙江南浔、东迁、练市、新市、塘栖、武林头至杭州；西线则从江苏震泽入浙，途经南浔、东迁、湖州、菱湖、德清、伍林头至杭州。这三条运河东中二线均道经塘栖，而西线经过的伍林头距离塘栖也不足5华里，故这三条河与塘栖都有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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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在历代方志中有下塘河的确切记录。
北宋《歴代名臣奏议》·水利载有：政和二年七月，兵部尚书张阁上言曰：
“臣昨守杭州，闻钱塘江自元丰六年泛溢之后，潮汛往来，率无宁歳┅┅”。“运河正出临平、下塘、西入苏秀，若失障御，恐他日数十里膏腴平陆皆溃于江，下塘田庐莫能自保，运河中絶，有害漕运，诏亟修筑之。”
“政和”是北宋徽宗的年号（1111—1117）。文中“运河正出临平、下塘，西入苏秀”一句，说明了宋代以前，当时的上塘河、下塘河都是漕运的重要通道。文中二处提及“下塘、下塘田庐”。可知，对应于从皋亭坝，经由临平至长安坝的上塘运河，此条古运河就是从杭州北新关经塘栖至大麻村的下塘运河。
而在宋《淳祐临安志》卷十中则有下塘河的确切记载：
“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门接盐桥运河（位置在今中山北路桥附近），余杭水门（接城中小河清湖河），二水合于北郭稅务司前（在湖墅江涨桥西），由清湖堰閘至德胜桥与城东外沙河菜市河泛洋湖水相合分为两派，一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橋入大运河至长安闸入秀州（嘉兴）曰运河，一由西北过德胜桥上北城堰过江涨桥喻家桥北新桥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
此文中将流经上塘的那条水路称作“大运河、运河”，对过北新桥入安吉州的那条水路指明为“下塘河”。
又：城外运河，在余杭门外北新桥之北，通苏湖常秀鎮江等河，凡舟不入上塘河者，皆行于此，诸路纲运及贩米客船皆由此河达于行都。（淳祐七年夏大旱城外运河干涸吏部尚书安抚知临安府赵公（上與下心）新开河奏照得，临安府客旅船只经由下塘系有两路，一自东迁至北新桥，今已断流，米船不通。（按：东迁属湖州南浔区，位于南浔镇西面，从江苏震泽往浙江的运河在东迁分流，一支往南至练市汇入京杭运河中线，另一支往西至湖州，再向南至菱湖、德清、在伍林头西侧汇入大运河至杭州。文中断流的河段应是伍林头至北新桥的一段，即下塘运河杭州段。）一自德清沿溪人奉口至北新桥，间有积水，去处亦皆断续。每米一石步担费几十余千米价之增实由于此若亟不行开浚事关利害今委官相视见得自奉口至粱渚仅有一线之脈止可载十余石米，舟自梁渚至北新桥则皆干涸，不可行舟共三十六里，計五千五百三十九丈五尺。除已雇募乡夫差委官属分段开掘外，又契勘塘岸，一帶都保久失修，筑日渐坠，纤路狹窄，艰于行往，今就此河所掘之土帮筑塘路，庶几水陆皆有利济，实一举而两得。谨具奏闻奉圣皆依奏。）此文中又将下塘河称为“城外运河”，并将东苕溪奉口闸至北新桥的宦塘运河也包括在了下塘河范畴之内。
稍晚的《咸淳临安志》卷之三十五有：
新开运河，在余杭门外北新桥之北，通苏、湖、常、秀、润等河，凡诸路纲运及贩米客舟皆由此达于行都。淳祐七年（1247年）夏，大旱，城外运河干涸，赵安抚（上与下心）奏照得临安府客旅船只经由下塘系有两路，一自东迁至北新桥，今已断流，米船不通；一自德清沿溪入奉口至北新桥，间有积水，去处亦皆断续，每米一石，步檐费几十余千，米价之增实由于此。若不亟行开浚，事关利害，今委官相视，见得自奉口至梁渚，仅有一线之脉，止可载十余石米舟。自梁渚至北新桥，则皆干涸不可行舟，共三十六里，计五千五百三十九丈五尺，除已雇募乡夫差委官属分段开掘外，又契勘塘岸一带都保久失修筑日渐隳坍牵路狭窄艰于行往，今就此河所掘之土帮筑塘路，庶几水陆皆有利济，实一举而两得。一自北新桥至狗葬，开阔三丈，深四尺；一自狗葬至奉口，开阔一丈，自是往来浙右者亦皆称其便焉。
文中将下塘河、城外运河称为“新开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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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南宋年间两部志书上关于“下塘水道”的记录。据此，一是可以证实并非是元末张士诚开掘了北新桥至伍林头这段下塘运河干流才有新开运河之说，而是早在张士诚之前一百多年的南宋时期就已经有了新开运河的提法。
二是可以知道，古代的塘栖并非没有东西向的运河，而是很早就有运河穿境而过，这条运河即是被里人称之为“栖水、栖溪”的可往来于苏杭嘉湖间的古运河（下塘运河）。又因为对应于上塘运河，故在历史上，此条河及塘栖地名还被称作下塘、下塘河、下塘寨等。
当年，从塘栖穿境而过的下塘运河，往北可通德清、湖州而入太湖；往东北经新市、练市、东迁、南浔、平望、吴江、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入长江；往东经崇福、石门、乌镇、嘉兴、松江入吴淞江而通江海。水路可谓四通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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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宋严光大《行程记》一书中，也有关于下塘运河的详细记载：
“缘其时自五林港而上至北新桥，数十里中有三里漾、十二里漾（俗名柏树头）风波之险而浅狭处几不通舟楫，则水路阻矣。大河之旁，溇港歧出，既无沿河之堤岸，又无支渡之桥梁，则陆路阻矣。水陆交阻，盗贼出没，商贾畏焉，谁复由此问途哉！”
康熙《仁和县志》也引前朝志书曰：下塘河“初未有塘，而后始筑者。其地有三里洋、十二里洋之险，水波宏阔，丛芦大苇更为盗贼渊薮，商民往来多被劫掠。
以上文中则说明了南宋时期塘栖镇西那条从伍林港至杭州北新桥的，长达30多华里的南北向古运河中，有三里漾、十二里漾等水面宽阔的河段（按：宽度均在200米左右），可谓河宽流急。每遇恶劣天气，往往风波险恶。而又有些河段，河道浅狭，遇上水枯的年份几乎舟船不通。此外，在大河之旁，又溇港旁出。此处“溇港”是指那些自然冲刷形成的河沟与人工开挖相结合的河道，是古代江南人民顺应“山水入湖，侵地成沟，湖滩造田，沿沟为溇”而形成的河网水道。所以这条长约30多华里的河道两岸既没有河堤遮护，陆路也没有可以供人通行的桥梁。正是水陆交阻。加上又有盗贼出没，故被行旅商人视为畏途，那些财力不足，请不起保镖的商旅一般不会由此水道经行往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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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杭嘉湖平原因地势低洼，曾有许多“悬流”。
“悬流”一词，是指如瀑布一样从高处向下流注的水流。唐 骆宾王 《宿山庄》诗：“林虚宿断雾，磴险挂悬流。”
杭嘉湖平原的西部有天目山脉等山麓丘陵。北、东、南三面则受长江口及杭州湾、钱塘江泥沙淤积形成的沿江及沿海高地围护，地形呈四周高，中间低，又水网密布。整个盆地像一盘碟状。而处于盘碟底部的下塘河流域地势低洼，是杭嘉湖平原海平面最低之处，地势低洼天然有多处悬流。
明代万历年间李日华所撰《紫桃轩又辍》卷二载有：
唐以前自杭至嘉皆悬流，其南则水草沮洳，以达于海，故水则设闸以启闭，陆则设栈以通行。古胥山碑谓“石栈自钱塘北抵御儿口”，乃其证也。至今有石门、陡门之名，而其迹则湮于阡陌久矣。
又卷三云：
唐宋时，嘉湖地皆悬流，重重设堰埭，用牛挽舡过堰而征其税，置官领之，唐人诗所谓‘牛屎堆边识张祐’者，以祐曾为冬瓜堰官也。
上文中的“沮洳”是指江海边水草丛生的低湿之地。
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唐，宋以前杭州或湖州至嘉兴的由西向东的河流都是悬流，而往南则是水草茂盛的江海滩涂湿地，正是杭嘉湖平原上的多处悬流，造成了下塘运河流域东西通行的不便。为了便于船运往来，当地人民建造了许多壅水的土坝（堰埭）。用于提高上游水位，以便水运或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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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正十九年（1359），为便于财赋输送，当时尚称诚王、后来改称吴王的张士诚役使二十万军民，开挖武林港至江涨桥运河河道，历时九载，将原先阔窄不一的河道，开掘成了宽达二十丈的大河，亦名新开运河。此项工程彻底解决了下塘运河在枯水季节会有航道断流的情况，从此，南北往来之舟船行旅，官舫漕船舍弃上塘河，取道更加便捷的塘栖下塘水道往来苏杭间。也自此时开始，上塘河完成了京杭大运河杭州段主航道的历史使命，成为了京杭大运河的支流。
明万历间嘉兴人岳元声的《图书编》有：
浙西诸水，俱发源于天目，万山泄泻，一由德清而落巨区（太湖）；一由余杭而入于栖溪（塘栖），至镇复而为两，一由濑溪而落震泽，一至嘉兴而东入于海。
还有明万历间陈善《水利志》：
仁和之水，其河渠之大者有三，曰“上塘”，曰“下塘”，曰“官塘”。上塘自艮山门迄长安坝，下塘自北关迄大麻村，官塘自高桥迄奉口，洪流巨浸，分为支河无算。
清光绪王同《唐栖志》卷二中有：
《唐栖漕运河考》：唐栖临大溪，曰栖溪。潜初子岳元登（万历进士）《图书编》云：“浙西诸水，俱发源于天目，万山泄泻，一由德清而落巨区；一由余杭而入于栖溪，至镇复而为两，一由濑溪而落震泽，一由嘉兴而东入于海。”“自杭州塘由总管堂至五林港、五林桥至唐栖十里内，安桥、马家桥、陆墓桥、圆眼桥、大善寺，德清县北，去通济桥总管堂碑亭。唐栖镇河阔二十丈，水深九尺，新桥、单圆桥、张六庙、祗堂庵、车家桥、两敌楼、泥桥泥墙，此处土墩围圆四丈，水止尺余，今已浚深。唐栖至落瓜桥三十里内，河阔二十丈，水深八尺。傅家庄、官塘路、张六庙、何坟墩、通济桥、五杭桥、总管堂、至大麻境，属嘉湖矣。”以上文字正是对下塘运河的详细描述。
《附下塘考》中又载有：“元至正末，张士诚以旧河狭甚，自五林港开至北新桥，又南至江涨桥，阔二十余丈，遂成巨河。”
据此可确知，元代张士诚开浚的运河仅是塘栖镇西伍林港（即今天的伍林头。）至杭州北新桥河段，并未涉及伍林港至塘栖镇上的河道。故从伍林港东西向流经塘栖镇至麻溪（大麻）、语溪（崇福）的运河乃是“旧河”，并非张士诚所开掘的新河。从“旧河”一词中也反映出了下塘河塘栖至大麻段古已存在的历史信息。
以上这些史料证明了塘栖这条东西向河道自古即已存在及下塘运河历史的悠久。据此我们可确认，最晚在北宋一朝，塘栖往东经五杭、博陆、大麻至崇德的下塘运河；以及往新市、练市、东迁、南浔的运河已经存在。而且是湖州东南治域，及苏南地区水路前往全国政治中心杭州的重要通道。
附：
历代志书中最早记载塘栖名称的是：
一、是南宋谈钥的《嘉泰吴兴志》，此志卷十三·寺院·德清县条下载有：“大善寺在县南二十七里唐栖村，梁大同二年(536年)水部员外郎沈著舍宅为寺，号永明，唐贞观（627年—649年）中改为大明寺，本朝治平二年改赐今额。”
嘉泰是南宋第四位皇帝宁宗赵扩（1194——1224年）的第二个年号，共计4年。嘉泰元年是公元1201年。
以上《吴兴志》所载文字的重要性在于，它告诉今天的我们，远在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塘栖即已有先人栖居，水部员外郎沈著笃信佛教，竟将自家住宅舍弃，奉献给寺院，成为后世栖水名刹大善寺。据此可知塘栖在南宋以前建制规模仅为隶属于湖州德清县的一个行政村。
二、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淳安何熹之的《福臻吉祥禅院记》一文中则有“超山之阴，栖水之阳，盖福臻寺，为今之吉祥院，在青林村。”的记述。这是至今所见与塘栖有关的史籍中，最早称塘栖为“栖水”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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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张半庵撰《栖里景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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